Harvey, Liu & Zhu (2016) —「…and the Cross-Section of Expected Returns」

一句话:在 316 个已发表因子的时代,新因子的 t 统计量门槛应该从 2.0 提到 3.0——因为常规显著性标准在多重检验下几乎必然产生假阳性。

版本说明:本页基于 NBER Working Paper 20592(2014-10,101 页)。正式版发表于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, 2016, 29(1), 5–68。

大白话

一个因子要进你的策略,得通过 t > 2(约 5% 单检验显著性)。这在只有一个候选因子时是合理的。

但金融学界已经发表了 316 个因子。如果每个都独立检验、每个都用 5% 水平,那么期望的假阳性数量是 316 \times 0.05 \approx 16 个——也就是说,你翻文献读到的「新发现」里,至少有十几个是纯噪声。

论文的结论:门槛应该提高到 t > 3,而且这个门槛会随时间推移继续上升。

数据

  • 313 篇已发表论文 + 63 篇工作论文,共 316 个因子
  • 覆盖 1967 年(第一次 CAPM 检验)到论文写作时
  • 论文明确承认这是下限:只统计顶刊、只精选少量工作论文、且完全无法观测那些被试过但没发表的因子(M 个测试中只有 R 个被观察到)

关键数字

因子发现速度的爆发

时期 年均发现因子数
1980–1991 约 1 个/年
1991–2003 约 5 个/年
最近 9 年 约 18 个/年

最近 9 年发现 164 个因子,几乎是此前全部(84 个)的两倍。

t 统计量门槛

方法 控制的是 2012 年的门槛
Bonferroni FWER(族错误率) 3.78
Holm FWER 3.64(316 因子时)
BHY FDR(错误发现率) 3.39(FDR 1%)/ 2.78(FDR 5%)

论文的推荐是 t > 3.0,并指出这个数字如果说是保守的也不为过。

论文还给出 1967 年至今的门槛时间序列,并外推 20 年到 2032 年(假设因子产出速度维持近年水平)。

为什么需要这个框架

论文给出三种调整方法:

  • Bonferroni:对每个 p 值同等调整,单步
  • Holm:族错误率,逐步自适应
  • Benjamini-Hochberg-Yekutieli (BHY):控制错误发现率(FDR)——即「被判为显著的比例里有多少是错的」这个比例,而非 FWER 那种「有没有至少一个错」的绝对控制

框架的两个技术难点,论文都做了处理:

  1. 检验之间存在相关性(因子之间高度相关),不能当独立处理
  2. 数据缺失——M 个测试里只观察到 R 个(未发表的失败因子不可观测)

论文的结论

「我们主张,金融经济学中大多数已声称的研究发现很可能是假的。」

论文引用医学文献中一个「令人不安的结论」作为呼应。

论文的逻辑起点很具体:四十年前 Fama-MacBeth (1973) 报告的 CAPM beta 的 t 统计量是 2.57,「comfortably exceeded the usual cutoff of 2.0」。四十年后,同样的标准已经不再有区分度。

与后续文献的连接

  • McLean-Pontiff (2016):论证异象发表后会衰减(HLZ 论文明确引用并与之互补——一个讲「发表后失效」,一个讲「发表时的门槛就不该这么低」)
  • Hou-Xue-Zhang (2020)《Replicating Anomalies》:检查 452 个异象,发现大部分无法复制
  • Jensen-Kelly-Pedersen (2023):用 153 个因子的聚类与复制检验
  • Lewellen-Nagel-Shanken (2010):批评用截面 R^2 与定价误差评判因子成功,指出许多因子的解释力是虚假的

一个常见混淆:常被引用的「447 个因子」属于 Hou-Xue-Zhang (2020) 的 452 个异象,不是本文的 316 个。

对本 wiki 的实践含义

  1. 库内任何声称因子显著的页面,都应检查其 t 统计量是否过 3.0 这一关
  2. 本 wiki 收录的异象类页面(PEAD、AIV、IVOL、跨期动量等)多来自单篇论文——它们没有经过多重检验校正,t 值天然偏乐观
  3. 做 A 股因子研究时,测试的因子数远少于美股,但中国市场的因子数量也在快速增长——门槛问题同样存在
  4. 与 Test Assets 与因子模型检验 是同一问题链上的两环:那页讲「检验资产怎么选才公平」,本页讲「显著性门槛该设多高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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